付文广：俄乌战争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

俄乌战争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

付文广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争是“冷战”后欧洲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尽管短期内难以准确预估战事何时终结、以何种方式终结以及战后世界格局将以何种面貌呈现，但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在乌克兰开展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姑且不论），不过是将“冷战”后一度被“世界是平的”等全球化话语遮蔽和掩盖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现实以一种令人惊愕的方式凸显出来罢了。然而，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一样，诱发当下这场兄弟相残地缘政治悲剧的深层缘由并非乍看上去那样简单。其中一个尚未被学者们充分探讨的深层思想根源在于：至少就美国外交政策决策和学术界而言，“冷战”后自由主义在“历史终结论”等思潮加持下高歌猛进；与此同时，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或外交哲学却备受鄙夷和冷落，二者平衡被彻底打破。对此，美国著名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2018）前言里点出了问题的根源所系：“美国是一个具有浓厚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外交政策精英对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抱有近乎下意识的敌意”。换言之，某种意义上，正是与“冷战”后美利坚帝国单极独霸格局相表里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亦称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为今天发生在俄乌之间的地缘政治悲剧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一般而言，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大国权势竞争以及英美盎格鲁-萨克逊海洋性自由主义霸权等经验性事实，迄今为止存在过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形态（如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体系）无论具体形态如何千差万别，均无一例外地糅合了现实主义（如大国权势格局肯认）与自由主义（如国际制度网络构建）两大基本要素。但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传统历来对均势等现实主义要素持批判性立场；而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和典型——英、美版本的自由主义更是与生俱来就携带着浓烈的盎格鲁-萨克逊商业扩张性文明基因，其根深蒂固的海洋性视野在突破陆地空间-地理局限、将全世界纳入一个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框架等方面始终秉持顽固执念。正因为如此，历史上那些过分偏重凭靠自由主义哲学缔造的国际秩序往往在大国战略空间分配等现实主义方面更不敏感、更乏善可陈。

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回到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他们分别被公认为是现代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人格范型（象征）——那里。根据美国学者安德斯·斯特凡松（Anders Stephanson）在《昭昭天命：美国的扩张和权利帝国》（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一书中的分析：作为现实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对空间（特别是海军）政策的“流变”和国际规范的“情境性”均异常敏感；相反，威尔逊反历史的普世权利观念却彻底消除了国际政治的地缘或空间成分——对他来说，“真理在任何特定地点和时间都是真理”。换言之，在威尔逊那里，利益和政策取向与历史地理的现实格局全然无关。

众所周知，“一战”后的国联体系正是依据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初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为蓝本构造的；然而，由于威尔逊一再将大战的根源归结为欧洲战前普遍奉行的“均势”政策和现实主义政治本身，导致国联体系一开始就带有现实主义成分贫乏的先天结构性基因缺陷。例如，在国联体系中，基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原因，德国和苏俄一度均被排斥在外，战争中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在经略国联体系方面早已有心无力，更致命的是，美国作为“新秩序”的发起国，最终却没有加入国联。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一种反映战后力量新对比和凝聚国际秩序共识的战略空间安排以及相应大国地位赋予等全都付之阙如。毫不意外，受1930年代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棋局暗流涌动冲击，国联体系风雨飘摇并再次跌落大战深渊。

部分由于苏联当时拥有令人生畏的强大实力，部分缘于美国精英层汲取了国联失败的教训，“二战”后盟国主要依据现实主义原则确立的“雅尔塔体制”在大国战略安全空间分配方面相对成功。然而，“冷战”结束后北约连续五轮东扩的实际表现充分表明：受“历史终结”论和美利坚帝国独步天下国际权势格局影响，山姆大叔帝国心性极度膨胀，“二战”后雅尔塔体制下那种大国安全空间分配方案与大国间战略默契已荡然无存——尽管联合国等“二战”后确立的国际安全治理机制躯壳和表象尚在；当前的俄乌战争说到底不过是这种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哲学演变到极致后引发俄罗斯绝地反弹的必然结果。正是受“冷战”后自由主义思潮畸形“泛滥”影响，曾几何时，乔治·凯南、基辛格等现实主义政治家对北约东扩的逆耳忠告被置若罔闻；今天，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理论家在美-西方舆论场遭受的噤声境遇同样佐证了这一点。

就自由主义思想本身而言，学者杰瑞·辛普森（Gerry Simpson）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两种自由主义》（Two Liberalisms）中认为，自由主义思想谱系内嵌强调包容与多元主义的“（联合国）宪章自由主义（Charter Liberalism）”与片面追求国际社会“同质普遍性”的“反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Liberal Anti-pluralism）”两大维度，其在特定历史时刻向何种方向演变，端赖国际体系中是否存在平衡自由主义霸权的强大制约性力量。一般来说，在缺乏制衡因素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发展到最后总是有滑向反自由主义(illiberal)的强烈倾向。以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争为例（俄国军事行动的正义性问题这里姑且不论），美-西方对俄罗斯无底线制裁和全方位打压——据说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等历史名人作品甚至俄罗斯的猫狗、花草树木都已经成为美-西方制裁的对象！——显然是“冷战”后自由主义恶性膨胀、走火入魔的产物。熟悉国际思想史的人都知道，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历来倾向于把战争视为道德上的“恶”直至将战争“国际犯罪化”，最终制造出意识形态化或道德意义上的“绝对敌人”——这与欧洲国际公法中所谓“正式敌人”（justus hostis）或“形式上的敌人”等早期实践相比，前者在精神旨趣上的差距何止以道里计！

如果说在历史的特定阶段（如“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批判性、制衡性存在，美国尚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约束帝国心性，进而维持某种相对具有谦抑、衡平、中庸特征的自由国际主义版本；那么，当“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与华约集团这个历史对立面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一个缺乏深沉、厚重历史感的年轻民族，美利坚民族主义中固有的那种“天命论”、“例外论”思想按捺不住帝国扩张的诱惑开始迅速发酵，傲慢、轻浮的帝国心性暴露无遗，而原本内嵌在“二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中的现实主义要素在不知不觉中被逐渐掏空，最后终于演变成俄罗斯与乌克兰——美国在“欧洲之门”的代理人——之间的全面战争（甚至不排除将来继续升级为俄罗斯与北约的全面对抗）。总之，不论“一战”后美国“缺席”的国联体系还是“冷战”后单极独霸的美利坚体系，共性之处均在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成分严重失调，因而注定难逃失败的历史命运。

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争正通过血与火的惨烈场景向世人昭告：在全球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要摆脱“第三次世界大战”魔咒和自我实现的预言，实现东西方文明相互镜鉴与共生共荣的积极愿景，只有在尊重各方特别是大国核心安全关切，立足国际权势格局现实以及主观层面某种秩序共识基础上，重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后-美国（post-American）、后-自由国际主义（post-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秩序，真正践行以平等、包容及协商为内核的多边主义，才是指引人类走出当前困局的惟一和现实出路。在这方面，中俄两国作为美利坚帝国的制约性和批判性存在，无疑肩负着为21世纪人类未来开辟新局的重大历史使命。           

作者：付文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国政学人“学人原创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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